新石器晚期中国社会经济分层化表明人们开始向统治者提供劳力或物品，早期关系可能是自愿协商达成，如为执行排解纠纷、组织灌溉等任务而组成地方组织。
美索不达米亚的政治体系演变提供了榨取手段变化的历史，包括从神殿和谷物储藏设施的共有财产到被大家族掌控等。还有从农民提供谷物或劳力换取服务到土地所有权分离的社会变迁，以及早期国家获取盈馀的形式，如劳力和谷物税，随着市场增长和货币使用，国家获取财富的方式发生了改变。此外，包括黄河流域聚落大小、护墙、墓地等反映的控制和资源榨取机制成长，以及从公元前四千纪到二里岗时期不同遗址和城镇的发展，如陶寺、二里头、偃师、二里岗等祭祀宴飨文化和聚落网络，为日后商周国家奠定了基础。
统治者与被统治者
六千年前，黄河流域的人民生活在相对平等的社群中。数千年后，他们认为自己理所当然必须向皇帝派来的官员缴税，即使他们很不喜欢这么做。社会是如何分化成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尤其大多数人口又是怎么逐渐接受了一小群人的支配？不巧，发生这个过程的任何地方，都没有留下足够的文献。
我们可以借由寻找某些人说服其他人为己效劳或提供资源的考古证据，来追寻政治权力的起源。当我们看到聚落中的某些墓葬和住屋，变得比其他墓葬和住屋更大且更富裕，我们就知道某些群体找到了方法，从社群的其他人获取盈馀。当人们开始兴建宫殿和堡垒，我们就有正当理由认为，某些人获得了命令其他人劳动的能力。当某些城镇扩张得远比其他城镇更大，我们就可以猜测它们正从其腹地征收资源。
当然，以上任一过程也有可能反转，或许有某个能干又进取的统治者成功掌控了周边各聚落，却被人民反抗推翻，又或是疆域在无能的子嗣继承之后分崩离析。早期的政体绝不稳定。
新石器晚期中国社会经济愈益分层化的考古证据，表明了人们必定已经开始向统治者提供劳力或物品，此时最大的聚落人口不过数千，仅只靠着一群人拉帮结派，就逼迫其他的人向他们纳税的可能性极低。
最早的这类关系反倒大概是自愿且由协商达成的，最有可能的局面会是地方组织为了执行多数人认为值得的任务而组成，例如排解纠纷、组织灌溉、战斗或祈雨，社群可能同意将物品或劳力提供给某些成员，同时交由他们从事这类服务。
一旦有村庄级的机制存在，得以调动人口的盈馀劳力或食物，他们就为野心勃勃的人们带来了积累财富与权力的完美载体。一旦多数社群都成立这种机制，过不了多久，其中某个群体就会试图并用强制力和奖赏来宰制邻近群体，从而导致区域性政治实体组成。
我们可以确定，早期中国文本中对于政治效忠和结盟如此重要的献祭和宴飨仪式，早在文字发明以前很久即已用于这些目的。
政治体系长期建构记载最为充分的历史之一，来自古代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由此也提供了榨取手段变化的一段有趣历史。神殿和谷物储藏设施两者都存在于相对平等的新石器城镇，据信为共有财产，与包含农业在内的社群资源管理相关。掌控这些设施的人们，由于握有社群中某些最大的谷物及其他资源储备，就获得了很大的权力与权威。
即使这一过程的细节不明，但在公元前三千纪晚期，该区域的多数人民都已从属于掌管机构的大家族之下，包括由祭司家族掌控的神殿。某些家族最终强大到能够征服邻近地区，组成世界上最早的国家；这些类型的国家反复成长和瓦解。
到了公元前三千纪晚期，某个名为乌尔第三王朝（Third Dynasty of Ur）的精英家族，设法确立了对其他许多家族的支配。此时，每个富户的所得都来自于农民的劳作，农民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自己的土地，同时向统治者提供盈馀。其后，菁英设法接管了大多数最好的农地，许多人因此无以自给，不得不交易自己的劳力和盈馀谷粮，才能以租佃或收益分成方式使用土地。从有地农民资助共有机构，逐渐转型到人们出卖劳力以求生存，乃是人类史上最重要的社会变迁之一。
只要榨取关系被理解成农民提供谷物或劳力换取服务，收受者就必须说明自己何以值得这份支持。统治阶级要是能够直接掌控土地，他们就取得了显著优势，如此一来，关系似乎也就随之逆转：农民会向土地所有者租用土地，而不是提供无偿的服务。
马克思称做“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并误认为资本主义独有特征的这一转型，乃是一种更高明的剥削形式，它逼使劳动者要求工作而非受托工作，借以掩盖剥削关系。
农民与他们耕作的土地之所有权分离，在人类历史上发生过很多次，但它并非最早国家的特征之一。早期国家往往需要臣民进行农业劳动，并从事劳务，这使国家得以在收成时节向工人收取盈馀谷物，而后在休耕时节他们为国苦干时向他们供给食物。
比方说，印加（Inka）和阿兹特克（Aztec）农民保留自己土地上的收成，但也另行耕作不同土地，另外那片地的收成全部上缴菁英或国家；他们也为国家入伍当兵和服徭役。正如第三章的讨论，这样的处境十分近似于周代中国，农业劳务轻易转换为赋税，而后得以并入非农业的劳务需求。
在缺少既有商业体系、无法将谷粮与劳力兑换成其他商品的社会中，劳力和谷物税是国家仅能借此获取盈馀的几种形式。随着市场增长，创造出物品和劳力彼此兑换的体系，国家也就更容易从经济体获取财富。货币的使用尤其让国家能将谷物税和劳动服务全都变换成现金支付，得以无限期贮存，以供各种不同用途。
反之，强大的国家也能建立起商品交换的标准，其本意在于便利行政管理，但也意外产生了促进贸易的效果，这种情况就发生在秦朝。
东亚政治权力的起源
关于社会如何逐渐分化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考古证据为我们提供了一般概念，最基本的是聚落大小与其所能榨取劳力和原料的邻近区域数量直接相关。
最大聚落的规模在数千年间的增长，因此是控制和资源榨取机制成长的间接证据。城镇周边不断扩大的护墙，反映着这些社群调动人力修筑、进攻或防御这些围墙的能力。墓地也提供了重要证据，因为最大墓葬的规模和奢华程度增长，揭示出菁英找到方法，垄断众多其他人的盈馀资源和劳力，墓葬中随葬的武器数量增加，也显示出组织暴力——战争更受尊崇。
细察这段历史的任一面向，都会表明我们现有的知识何其局限，但宏观视角则揭示一段社会文化的演进过程，让社会更形复杂，政治结构也愈益精密。
黄河盆地最早的社会分层化迹象，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四千纪。这一时期的几处遗址相对较大，含有夯土墙，由此显示社会经济分化和聚落间暴力都增加了。案板、大地湾和西坡等遗址都比邻近城镇更大，每一处遗址都有一间建筑比其他建筑更大得多，据推测是某个富户的住家，或中心化祭祀活动的地点，或两者皆是。
到了公元前三千纪（龙山文化时期），某些地区呈现出人口显著增长、社会愈益阶层化，以及男性支配发端。考古学者发现了二十多个这一时期的城邑，由此显示中心城镇从邻近村庄构成的网络取得劳力和资源，并向其他城镇施加暴力，同时防卫自身；墓葬中随葬物的差异，揭示了不平等加剧。
牛和羊从中亚传入，使得某些人专门放牧动物，提供财富得以积累的一种新形式，从而让人类社会的生态和经济愈益复杂。我们在关中第一次看到个别家户和家畜圈栏用墙隔开，由此显示财富愈益由家户分别持有，而非整个社群共同所有，但关中的社会分层化不像其他某些地区那样显著。
公元前三千纪后半，少数更大的都市中心在长江和黄河流域各地兴起，由此揭示了社会分层化和政治组织。充满贵重物品的墓葬，揭露菁英雇用匠人为他们制作珍宝，最为显著的是，东亚广大地区都发现了相似型态的精雕玉器，这是长距离交流的证据。庞大的护墙揭示出组织有能力调动为数众多的人民，其中至少有一个城镇（良渚）重建了周遭地区的水文。
黄河流域中游最早的大城镇是陶寺，位于关中东北步行数日距离的汾河流域，该地兴盛于公元前2300至1900年间，城墙涵盖面积两百八十九公顷（一百公顷约等于一平方公里），城墙内的较大建筑群周边都由围墙环绕，将富裕的居民和其他人隔开。陶寺社会的分层化从几处墓葬含有数百件随葬物，但多数墓葬却少见、甚至全无随葬物也能清楚看出，较大墓葬的木棺内有男性遗骸，某些例子有女性随葬在侧，这是男性此时地位尊崇的明确证据。
这些城镇在公元前二千纪初期都缩小或消失了，其后一千年间，最大的都市中心全都位于现今的河南省境内。这些聚落一直受到中国考古学者密切关注，因为它们显然是中国帝国体系的始祖，数百年后撰写的文本也暗示了它们的存在。约莫在公元前1700至1500年间，洛阳以东的二里头有一处规模与陶寺相仿的城址，城墙内有一处围墙环绕的院落，其中包含数间大型建筑的夯土地基，用途可能是宫殿或寺庙，也有生产陶器、骨器和铜器的作坊，几处墓葬含有大量高品质物件，这是菁英地位的明证。
随着二里头衰落，另一处城址兴建于偃师以东数公里处，到了公元前1500年，偃师城址内部由结实围墙圈出一片两百公顷见方的区域，将几处院落环绕于其中，院落之内则是菁英阶层的建筑和作坊。
人们认为二里头的建立是东亚青铜时代的开端，因为这里是首先铸造青铜礼器的遗址。青铜先前就用来制作刀具和其他小型工具，但东亚菁英举行祭仪，并在其中使用青铜器饮食的漫长传统却从这时开始。其后一千年间，数量可观的青铜用来制作这类器皿，以及武器，菁英垄断青铜武器，使得统治者更容易将其意志强加于臣民。
“青铜时代”一词恰到好处，因为铸铜技术改变了社会，但有一点值得指出：青铜被认为是贵重材料，几乎不用于铸造农具，因此对维生方式几无影响，平民继续使用木造、石造和骨制工具耕作，直到一千年后普遍用铁为止，但他们的领主此时挥舞著锋利武器。
随着二里岗城市和国家的成长，政治组织的规模在随后一百年间急遽增长。二里岗位于二里头东方九十公里处的现今河南省省会——郑州，兴盛于公元前十六世纪至公元前十三世纪间。不巧，二里岗被埋藏于现代郑州市下方而无法发掘，但七公里长的外墙十分庞大，至今仍围绕着郑州市区一千八百公顷见方的区域。
外墙之内有一片围墙环绕的正方形区域，面积相当于整个二里头遗址（三百公顷），内有多间大型建筑，据推测是宫殿区，铜器产制的规模和精密程度大幅提升，显现出国家既能从远方取得大量的铜和锡，也能支持技术纯熟的工匠。
数千年来，宴饮都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
二里岗时期的菁英祭祀宴飨时，将饮食装在闪亮的青铜器中呈献，这些器皿往往饰有露出尖牙的兽面，例如本书书名页的那幅图。我们欠缺这一时期的文本，但千百年后撰写的文本透露，此时的统治者认为其权威来自各种鬼神，包括已逝的祖先在内，人们必须供养祖先，好让祂们满足，或至少不惹怒祂们降灾，于是人们在祭仪中将野生或驯化的动物献祭，有时也杀人献祭；接着他们会煮熟动物的肉，用青铜器盛装献给祖先。
这些器皿上雕饰的野生动物，或许发挥了将动物与灵界联系起来的某种作用，人类的祖先享用祭肉之处正是灵界。在祭牲或狩猎中杀害动物，以及在战争中杀人，都是统治的核心面向，宴饮也是如此，能取得肉类和小米酒的人们，得以借由宴饮巩固同盟和争取追随者。当然，建立政治组织也需要统治阶级对平民暴力相向，因为他们自身的权力基础正在于平民的劳力。
二里岗人民建立了一套散布于广大范围的聚落网络，对照现代城市的位置，这些聚落西至西安、东至济南、北至北京，向南则远达长江沿岸的武汉。不仅如此，即使二里岗城在公元前1400年后的某个时刻废弃，二里岗文化仍持续扩张一百多年之久。
青铜时代的政体不可能治理如此辽阔的领土，二里岗的历史更有可能近似于数百年后的周人，周征服了上述区域的大半，并建立起一套由宗室和盟友统治的半独立属国网络，且如后文所述，在王室权力衰微后的数百年间，这些属国仍持续扩张，并与在地民族杂糅。总之，二里岗人民借由在广大区域内建立起共享文化的群体什么叫配资公司，为日后的商、周国家奠定基础。